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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法西斯暴力浩劫的〈格爾尼卡〉

文/蔡宏明
藝術家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陳列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蘇菲亞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特展室中,美術館特別用防彈玻璃櫥窗加以保護,受到比普拉多美術館其他國寶級展品更嚴謹的尊崇,儼然是西班牙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現代藝術國寶。

〈格爾尼卡〉的標題,就是西班牙北部山區巴斯克地區(Basque)小鎮格爾尼卡的名字。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右翼法西斯主義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叛軍,推翻了由左翼黨派組成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共和政府遷都頑強抵抗。佛朗哥領導叛軍成立的國民軍政府,得到德國希特勒與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正式承認,並為了利益而結盟。儘管得到德、義的奧援,佛朗哥始終攻不下巴斯克地區這個戰略要地,於是要求德軍以空軍轟炸。德軍當時基於侵略計畫,提出總體戰的論調,認為戰爭中每個人都是戰鬥員,沒有所謂無辜的平民,每個人都是目標。德軍正好應佛朗哥的要求,以當時新發展的航空軍事科技,把格爾尼卡這個只居住平民的小鎮當成實驗品。1937年4月26日,德軍出動25架最新配備最精良的轟炸機,連續轟炸3個多小時,投下超過10萬磅的高爆燃燒彈。那天剛好是星期一,小鎮的廣場剛好有市集,這突如其來的轟炸,造成一萬六千人的——全鎮居民三分之一死傷,爆炸引起的大火燃燒了三天,整個小鎮毀壞超過百分七十。

當時,畢卡索在法國,聽到祖國這樣的慘劇,極為憤怒。剛好他接受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委託,繪製即將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西班牙館的壁畫,於是決定以格爾尼卡為主題,懷著「對那把西班牙沈浸在痛苦與死亡的海洋中的好戰集團的厭惡和鄙視」,畫出西班牙人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戰爭慘狀,藉著博覽會廣為宣傳,於是在短短六週之間,完成了長776.6公分,高349.3公分的巨幅壁畫。

 
〈格爾尼卡〉吸引人的地方是畢卡索並非以逼真寫實的技巧來「描摩」戰爭,反而透過立體派的藝術手法來表現,雖然圖像經過了簡化,形體也加以扭曲,但觀眾卻可以感受到畫面充斥的恐怖感。藝評家和美術史專家,曾經以古代三聯式宗教畫(triptych)的形式來分析,認為〈格爾尼卡〉的畫面構成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畫中受重傷垂死辦跪的馬,臀部被插了一根鬥牛的長茅,象徵無辜的西班牙人民。揚著頭的馬痛苦地嘶嚎,張大的眼睛怒視著敵人,象徵對戰爭發出怒吼。表情冷漠的公牛,張著嘴,讓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獨裁者佛朗哥勝利的狂妄。拿著油燈的女人,有人解釋那是驚慌失措的自由女神;而馬首正上方,像是眼睛造型的,據聞畢卡索原來要畫一個太陽,代表上帝用他的眼看見了這場人間慘劇,後來因為萬國博覽會以科技為主題,所以藝術家運用巧思加上了一個燈泡。也令人聯想到炸彈爆開後的火花。

光著腳奔逃的人、抱著小孩哭泣的女人、驚恐的臉部表情、死傷躺在地上的人、握著斷劍的斷臂、白花,充斥著畫面,但是畢卡索以扭轉維度的手法,構成了繁複的空間。畫中的元素都是經過抽象化處理,灰白黑的色調,烘托出恐怖的戰爭場景與氛圍,與人身歷其境的感受。

〈格爾尼卡〉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中亮相,使世人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畢卡索在這之前一年,受西班牙共和政府聘任為普拉多美術館的榮譽館長,為了保護藝術珍品,他創作了〈佛朗哥的夢與謊言〉——包括18件的漫畫式聯作版畫,和一首諷刺法西斯的詩,藉著出售這組複製品,將賣畫所得捐給共和政府。〈格爾尼卡〉的一些元素,比如公牛、受傷的馬,曾經出現在這一組版畫。當時法國政府還將畢卡索諷刺法西斯的畫面,印成傳單,用飛機大量撒在佛朗哥政府的佔領區。

所以,好的藝術,也可以作為政治的宣傳,而絲毫無損其藝術價值。據說,有位蓋世太保的頭目問畢卡索:「〈格爾尼卡〉是你的傑作嗎?」畢卡索悍然回答:「不!是你們的傑作!」這或許是一則寓言,但卻足以讓藝術家深省。

佛朗哥政府最後打敗了共和政府,以鐵血手腕統治西班牙。畢卡索自我流放,發誓只要西班牙被法西斯統治,就拒絕回到自己的國土。〈格爾尼卡〉在巴黎博覽會之後,於1938年,還在挪威、英國、美國等地巡迴展出。二次大戰後〈格爾尼卡〉暫時存放在美國紐約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也曾在慕尼黑,斯德哥爾摩及巴西的聖保羅展出,就是沒有回到西班牙。畢卡索生前說過,只有等到西班牙結束了法西斯統治,恢復了民主共和,〈格爾尼卡〉才可以回到西班牙。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政治強人的時代結束。經過6年,1981年〈格爾尼卡〉終於回到西班牙,由普拉多美術館收藏。2007年西班牙紀念格爾尼卡被轟炸70週年,很多歷史學家主張,〈格爾尼卡〉應該送到這個小鎮收藏,以紀念其特殊重大的意義。但普拉多美術館堅決不肯,他們認為,這幅作品極其珍貴,擔心運送過程受到損壞。加上巴斯克地區人民一向有要求獨立的傾向,經常對中央政府提出不尋常的要求,若將這幅畫轉移到格爾尼卡,怕會引起非議。

◆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中展出畢卡索〈格爾尼卡〉複製品,前面設計了與壁畫平行的數道玻璃框。攝影/曹欽榮

雖然〈格爾尼卡〉收藏在馬德里的蘇菲亞美術館,但在西班牙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複製品,有的就直接安置在博物館的外牆。在格爾尼卡小鎮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三樓(second floor)展覽室也為這幅畫規劃了「三種表情」(Three Expressions)常設展,除了複製畢卡索的畫面,同時展出畢卡索系列的相關版畫和草圖,並以小鎮遭轟炸的歷史照片對照。展場中,更設計了幾道與壁畫平行的的透明玻璃框架,將〈格爾尼卡〉畫面中的元素抽離,分別安排在對應的玻璃框架,展現了藝術家立體主義及拼貼藝術的手法。

〈格爾尼卡〉的藝術價值不因其政治的作用而有減損,反而因為標記了西班牙法西斯統治的歷史,而發人深省,更添增其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扭曲的面容,真實的寫照

——陳武鎮的「虛擬巨惡」
文/蔡宏明
對今天的網路新世代而言,公開對執政者嗆聲是很理所當然的,從小他們就開始習慣民主社會的價值,言論自由受到保障,彷彿像呼吸那般自然。他們很難想像,只是在一張紙寫了幾句反對執政者的話,就要坐牢。但是這種事在白色恐怖時期,卻經常聽聞。藝術家陳武鎮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見證。他經歷過白色恐怖苦難,體會一個道理:在獨裁者眼中反對者是「巨惡」,其實那是獨裁者的統治手段之一,虛構出來嚇自己,也用來嚇人民。

1969年,當時才20歲的陳武鎮剛剛從台南師專畢業,被國民黨徵召到海軍艦艇服務,因為對當局的作為不滿,他在軍中一次性向測驗的試卷上書寫了「反對中央 反國民黨」八個字,就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兩年徒刑,進入泰源監獄服刑。

當時的陳武鎮不過是一個立志當畫家的文藝青年,他後來回憶:「二十歲那年,命運開了我一個不小的玩笑:以叛亂犯之名,被囚禁在大武山東麓一處秀麗的山谷裡。」坐監的兩年間,他更看清獨裁統治的本質,以及「政治犯」遭受不義壓迫的受難情形。這段經歷,改變了陳武鎮的一生。他常以反諷的語調告訴朋友,他「免費進入國民黨直營的政治研究所深造」,出獄後也期許自己,兩年的黑牢不能白坐,政治犯的經驗和感受,應該轉化成為藝術創作的養分。

處在台灣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陳武鎮雖然被釋放,回到社會,依然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儘管心中潛伏著一股不滿與藝術家天生的敏銳,但社會中普遍瀰漫「警總」的壓制與監視氛圍,陳武鎮寧可壓抑創作的衝動。台灣漫長的戒嚴,其實也囚禁了他的藝術家生涯。直到解嚴了,台灣政治稍微步入開放、民主,陳武鎮才願意「釋放」自己的藝術之心,而畫出「夢回泰源」、「虛擬巨惡」的系列作品。

陳武鎮的「虛擬巨惡」系列作品發表於2007年。這一系列作品,以描繪「政治犯」臉譜為主題,畫幅很大,色彩強烈,筆觸粗獷,油彩律動的肌理可以讓人想像他作畫時毫不拘束的動作,充分反映出令人心靈悸動的精神狀態。根據陳武鎮的自述,「虛擬巨惡」指的是所謂的「政治犯」,他說:「被囚禁時,我常常覺得眾囚皆是虛擬的巨惡,獨裁者虛構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

陳武鎮說:「出獄後我從未夢回泰源。反倒是在車站、在街頭一角、在公園、甚或在公共場所,常不經意間看見一個背影、一個姿態、一個表情、一個嘴角、一個眼神,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所畫的「巨惡」,把往日獄中的見聞,自對象實體析離,而析離的片段再轉化為扭曲的繪畫元素,在畫面中形成一道衝擊觀眾心靈的力量。被扭曲的人體與面容,透過神經直覺的反射,而非理性的設計,反而是最真實的寫照。正是這個理由,陳武鎮的「虛擬巨惡」較其他所謂的「反抗藝術」更真實地刻畫出白色恐怖的本質,相信也會成為後人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故事的重要「文本」。

圖錄原爆の繪(A- bomb Drawings by Survivors)

文‧攝影/曹欽榮
歷史事件受害倖存者是否能夠以繪畫方式畫出親身受害經驗的印象?答案並不容易回答,是或否。受害者身心經歷個人及集體創傷之後,歷經時間沖淡或加深傷痛記憶,身心逐漸自我平復或刻意遺忘或與記憶交纏,可知倖存者再次深刻說出受創記憶非常不容易,何況是以繪畫形式來表達受創記憶。但是,人們畫下歷史創傷經驗的方式,更直接地傳達同理心的畫面,表達出過去事件更多面向的面貌,喚起自己、看畫者的感情,教給我們面對一些基本的身而為人的價值,澄清了恐懼或憐憫的淨化作用,這是一種更深刻表達人性幽微深處的方法,因此,歷史倖存者藉由身心表達任何回應歷史記憶的形式-繪畫是其中之一,備受近代歷史紀念館的研究所重視。

我們都知道,當代社會以藝術治療創傷的臨床研究顯示:透過人們的身體及五觀活動,使用文學、繪畫、音樂、戲劇及廣泛的藝術活動形式,喚起感情的回應,可能以直接或轉折途徑面對創傷的纏繞,受害者因而減輕或卸除揮之不去的傷痛的持續影響,創傷經歷因而昇華為新生活的動力,長期以來,心理分析的相關理論及臨床治療成果也運用在歷史事件受害者的身心恢復。對紀念館而言,藝術治療可說是一種正在多元發展的美學途徑,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的原爆畫是一種受難者回應自己與社會所留下的寶貴文物。

2008年10月初,筆者前往日本參加京都╱廣島第六屆國際和平博物館會議,最後一天,與會者搭新幹線前往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參觀。館方贈送每一位與會者一本《圖錄原爆の繪》(2007年3月出版),這本書收錄了1,200張原爆畫。翻閱這本書,令人震驚,許多原爆倖存者以雙手一筆一畫,畫出原爆浩劫之後人們的各種艱難處境,原爆畫找回了被爆者經歷時間淬鍊的歷史記憶。

《圖錄原爆の繪》書中說明:原爆畫大量誕生有著這樣的故事,1974年5月,一位77歲的小林岩吉先生因為看到NHK連續劇【鳩子之海】,勾起了他的原爆記憶,畫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下午四點,萬代橋附近」原爆記憶畫,小林將黑白單線的畫拿到廣島NHK電視台,這張畫使得電視台決定以「市民的原爆圖繪記錄」為主題,向社會徵集原爆畫,激起許多市民的回響,畫下原爆所見情景。1975年底,廣島NHK電視台總共收到了2,225張原爆畫,這些原爆畫在廣島和平紀念館展出之外,也在日本其他五個城市巡迴展。2002年,原爆發生57年後,倖存者平均年齡超過70歲,原爆的兩個城市廣島、長崎與NHK電視台,決定再次以「傳達新世紀和平的心願」向社會徵集原爆畫,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再度收到1,338張原爆畫。

廣島經歷人類第一次原爆大規模災害,核爆產生的現象有:熱線(Heat Rays)、爆風(Blast)、大火災(Conflagration)、放射線(Radiation)及因而產生連鎖性的災害,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常設展巨細靡遺展出了這些核爆現象的知識和它的威力證據(爆後損害物件)。但是,廣島及長崎市民痛切感受核爆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被爆者在瞬間及未來漫長的日子所承受的煎熬,很難在紀念館內以適當方式展出。因此,原爆畫凸顯了被爆者身處如同地獄般創傷的記憶,是那麼難以表達、轉換成以物件的形式在紀念館傳達難以言說的訊息。

我們看到原爆繪畫裡,倖存者個別的畫出所見所想,所有的畫面形成原爆集體創傷的記憶,這樣的記憶留給世人切膚之痛,也形成廣島市民的集體力量,他們認為必須改變目前的核武世界,因此,市民以城市自治體來推動全球和平城市運動,從1982年至今,已經有131國2,422個城市加入和平城市,努力達成2020年世界非核武化,這是夢想也是人類生存的挑戰,沒有一個城市能倖免於核武毀滅性的威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擔負了有別於一般博物館的任務,這樣的館因為紀念過去歷史,開啟了與市民面對未來的挑戰。

從原爆畫的啟示,我們理解的不只是藝術治療創傷這件事而已,更能以同理心體會倖存者的長期身心遭遇,並且有助於我們思考當代核武紛爭挑戰人類生存的價值,到底「和平」是烏托邦的想像,還是不斷克服各種大大小小暴力的日常生活點滴努力?原爆畫提供了我們彌足珍貴的許多參考。

我們也想像一種可能,我國戰後歷史事件的受害者-228及白色恐怖直接受害者及家屬、間接受害者的人們,是否願意嘗試將受害經驗畫出來,或者畫出期待和平的小小願望,這樣的想像可能實現嗎?請不用懷疑,請拿起任何畫筆,嘗試以線條、圖畫、文字與自己的內心對話,紙張與畫筆將會浮現出令人驚嘆的心靈圖繪,您將會發現這也是與自己和平相處的小小私密約會。2009年1月19-22日,人權青年體驗營裡,曾經由白色恐怖受難者與青年人長時間交談後,各自畫下心靈的圖繪-素樸、簡潔、意味深遠。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常設展展出:核爆後廣島如同廢墟、核爆遺物。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企畫展示室展出「倖存者的原爆畫」(2007. 7- 2008.
11):分別展出原爆破壞、受傷人群、活在廢墟、失去生命、悲傷相會等主題。


◆另外在常設展出口長廊也展出原爆畫,搭配原爆畫所指的原爆當時關係位置圖。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企畫展示室展出「新着文物展」(2007. 4- 2008.3),其中一組展出年輕兄妹的原爆畫。




◆被爆者(Hibakusha)高橋昭博握著變形的雙手,搭配一張一張圖繪影像,娓娓傾述他的生命證言:小學軍國主義教育印象、空襲經驗、放學途中遭遇原爆、遇到同學、看到受害人群、回家路上、受爆的人們需要水、回到家治療、長期治療、原爆留下的衣物。在場聆聽者有如親身經歷原爆世界的末日,證言結束之際,全場起立為高橋先生鼓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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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是2009年1月19-22日在「人權青年體驗營」活動中,白色恐怖受難者與青年人長時間交談後所畫的畫


◆同學向50年代受難者胡子丹(右一)、60年代受難者蔡金鏗(右二)說明,她畫中所要表達對受難前輩的敬意和對台灣未來的期待。 

 

◆50年代受難者衛德全開始畫他對台灣未來的想望。